皋陶

皋陶，姓偃，字庭坚，又名咎繇、咎陶，曲阜（今山东曲阜市）人，原系部落首领，其部落与尧舜禹等部落联盟，成为华夏族的核心。参与谋划尧舜禹时期的重大政治措施，为上古时期伟大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。尧舜禹时期的司法官员。 

皋陶在尧帝时期便受到任用，但具体职务不详细。舜即位后，因面临内忧外患，便任命皋陶为掌管刑狱的司法官。在任期间，他公正适用刑罚，明断是非。舜帝三年，他还奉命制定刑法。 同时，皋陶辅佐舜帝，提出注重道德的治国方略。因敬佩禹的品德，皋陶借助刑罚使百姓效法禹的行为准则，以此弘扬禹的德行。待禹即位，皋陶被禹选定为继任者，未能即位，皋陶就先禹去世，其后裔获封于英（今湖北省英山县）、六（今安徽省六安市）两国。唐天宝二年（公元743年），唐玄宗还追封皋陶为德明皇帝。 

皋陶建造监狱，被后世尊为狱神，他开创中国传统法律，是中国法律和司法的始祖。同时，皋陶提出了八德的为政理念，其政治官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道德与法制并重的二重属性。

皋陶（gāo yáo），亦作“咎陶”“咎繇”，上古时期东夷部落首领，舜、禹两代圣王的首席辅政大臣，华夏司法文明的开创者，被后世尊为“司法鼻祖”“狱神”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记载其“作士以理民”，执掌部落联盟的司法、刑狱与教化重任，创制“五刑”“五教”，构建了华夏早期的法律与伦理体系，为舜禹禅让、大禹建立夏朝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。他以“明德慎罚”为核心思想，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，其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治国方略。虽无直接文字遗存，但其事迹通过《尚书》《左传》等典籍代代相传，成为中华民族法治精神与道德文明的源头象征。

皋陶出身东夷少昊氏部族，相传为少昊之裔，生于曲阜（今山东曲阜）一带，部落以玄鸟为图腾。在他所处的远古时代，华夏部落联盟正处于从禅让制向世袭制过渡的关键阶段，部落间的融合与矛盾并存，社会秩序亟需规范。彼时，舜帝虽已平定四方战乱，但部落内部盗窃、争斗、叛乱等事端频发，缺乏系统的惩戒与教化机制，治理难题日益凸显。舜帝听闻东夷皋陶贤明睿智，精通天地之理与族群治理之道，便派人前往征召。皋陶感舜帝“天下为公”的志向，欣然率领部落加入联盟，出任“士”（即司法官），成为舜帝治理天下的核心支柱。

皋陶的核心功绩，是创制了华夏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体系——“五刑”，并确立了“明德慎罚”的司法原则。在他之前，部落联盟对犯罪的惩处多为随意的报复性惩罚，或杀或逐，缺乏统一标准，极易引发新的矛盾。皋陶认为“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”，主张顺应天意制定规范刑罚，以惩戒恶行、安抚民心。他结合部落习俗与社会需求，制定了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五种刑罚，即“五刑”：墨刑为在面额刺字涂墨，劓刑为割鼻，剕刑为断足，宫刑为破坏生殖器官，大辟为死刑。这五种刑罚轻重有序，分别对应不同程度的罪行，形成了阶梯式的惩戒体系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皋陶并未将刑罚视为唯一手段，而是提出“明德慎罚”的核心思想，主张“德主刑辅”。他认为，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教化民众明辨是非、恪守伦理，刑罚仅为辅助手段，用于惩戒屡教不改者。为此，他配套创制了“五教”，即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的伦理规范，要求部落民众遵守家庭与社会伦理，从根源上减少犯罪。他还规定，在量刑时需经过“五听”（辞听、色听、气听、耳听、目听）的审慎判断，即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、神色、气息、听觉、眼神来辨别真伪，避免冤假错案。这种“先教后罚、审慎用刑”的理念，打破了原始刑罚的野蛮性，开启了华夏法治文明的人文先河。

为保障司法公正，皋陶还创制了“獬豸（xiè zhì）断狱”的审判制度，成为华夏司法公正的象征。相传，皋陶饲养了一头名为獬豸的神兽，形似羊，独角，通人性，能辨是非曲直。每当审理案件遇到疑难时，皋陶便会让獬豸出现在法庭上，若当事人有罪，獬豸便会用独角顶撞他；若无罪，则安然无恙。这一制度虽带有神话色彩，却体现了皋陶追求司法公正的决心，也为司法审判增添了权威性与公信力。后世法官的服饰、官印上常印有獬豸图案，便是对皋陶司法精神的传承。在皋陶的推动下，部落联盟的社会秩序迅速好转，“民各伏得其实，天下无冤狱”，各族民众安居乐业，东夷部落与华夏部落的融合也日益深入。

除了开创司法体系，皋陶在辅佐舜帝、禹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，还在政务规划、部落联盟治理、治水辅政等方面贡献卓著。他向舜帝提出“九德”选官标准，即“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乱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廉，刚而塞，强而义”，主张选拔具备这九种品德的人担任官职，确保政务清明。这一选官标准成为后世任人唯贤的思想源头，被历代统治者推崇。在部落联盟的管理上，皋陶协助舜帝划分九州，规范各州的贡赋与治理职责，推动了部落联盟向国家形态的转变。

当大禹奉命治理洪水时，皋陶主动承担起后方治理与物资调配的重任，为治水成功提供了坚实保障。他制定严格的物资管理制度，统筹各州粮食、木材等物资，及时供应治水大军；同时安抚因治水迁徙的民众，协调部落间的土地纠纷，稳定后方秩序。据《尚书·皋陶谟》记载，皋陶与大禹曾多次探讨治国之道，皋陶强调“在知人，在安民”，大禹则专注于治水攻坚，二人相辅相成，共同推动部落联盟的发展。舜帝晚年，在选择继承人时，曾考虑将天下禅让给皋陶，《史记·夏本纪》载“帝舜荐禹于天，为嗣。十七年而帝舜崩。三年丧毕，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。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。禹于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”，虽最终因皋陶早逝未能实现，但足见其在舜帝心中的地位与民众的拥戴。

关于皋陶的活动区域与后世遗迹，多集中在今山东、安徽、河南一带。相传其故里为山东曲阜，当地至今仍有皋陶庙、皋陶墓等遗迹；安徽六安则因皋陶后裔受封于此，得名“皋城”，境内的皋陶墓、皋陶祠香火绵延千年，成为纪念他的重要场所。此外，在山西洪洞县的尧庙中，也设有皋陶殿，与尧、舜、禹并祀，彰显其上古圣臣的地位。这些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相互印证，使皋陶的形象更加鲜活，也见证了他跨越千年的影响力。

皋陶晚年，始终辅佐大禹治理天下，直至病逝。他去世后，大禹悲痛万分，为表彰其功绩，将其安葬在六地（今安徽六安），并封其后人于英、六等国，延续其血脉与文化。皋陶的后裔中，李氏一支尤为显赫，相传老子李耳便是皋陶的后代，因此皋陶也被尊为李氏始祖，每年都有大量李氏后人前往皋陶墓祭拜。

皋陶的历史意义，不仅在于开创了华夏最早的法律与伦理体系，更在于他构建了“明德慎罚”“德法并举”的治国理念，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制度与精神基础。从先秦儒家“为政以德”的思想，到汉代“独尊儒术”与法治结合的治国方略，再到后世“礼法并用”的传统，都能看到皋陶思想的深刻印记。他将法治从原始的野蛮惩戒升华为兼具惩戒与教化功能的文明制度，将德治融入社会治理的核心，这种治理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后世对皋陶的尊崇从未停歇，历代统治者多有追封与祭祀。西周时期，皋陶被追封为“大理”，成为司法官员的守护神；唐代追封其为“德明皇帝”，将其纳入帝王祭祀体系；明清时期，各地纷纷修建皋陶庙，将其与尧、舜、禹并称为“上古四圣”。文人墨客也多有诗作缅怀，如唐代诗人皮日休在《咎繇碑》中写道：“咎繇德齐于舜、禹，道超乎稷、契，功配于伊、吕。”高度评价了皋陶的历史地位。在民间，皋陶被尊为“狱神”，司法官员上任前多会前往皋陶庙祭拜，祈求司法公正、履职顺利。

皋陶的伟大，在于他用智慧与远见，为华夏文明构建了法治与德治的双重根基。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功，却以制度创新守护了天下安宁；他没有留下鸿篇巨制，却以“明德慎罚”的理念影响了后世数千年的治国方向。从獬豸断狱的公正追求，到“五教”“九德”的伦理与选官规范，他的每一项创举都贴合着社会发展的需求，推动着华夏部落联盟从蒙昧走向文明、从分散走向统一。如今，皋陶的故事依然在流传，他所代表的公正、明德、慎罚的精神，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，成为法治文明与道德建设的精神源泉。这位上古司法鼻祖，用制度与智慧为华夏文明筑牢了根基，其功绩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