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深秀

杨深秀生平：戊戌变法中以死谏言的御史

杨深秀（1849年—1898年9月28日），本名毓秀，字漪邨，号孴孴子，山西闻喜人，晚清维新派官员、戊戌六君子之一。他出身书香门第，自幼饱读经史，以科举入仕，却不甘于做循规蹈矩的腐儒；身处晚清内忧外患的乱世，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，直言敢谏、倡言变法，成为维新阵营中的中坚力量。变法失败后，他是六君子中唯一主动上书质问慈禧、请求归政光绪的人，最终以“言官之身，殉变法之业”，用生命践行了“士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信条，终年49岁。

早年苦读：寒门学子的科举之路

杨深秀生于山西闻喜县的一个没落士绅家庭，祖父杨澍曾为地方塾师，父亲杨维清是秀才，以教书为业。虽家境清贫，但家中藏书颇丰，杨深秀自幼便浸润在经史典籍之中，展现出过人的天资。他4岁识字，7岁能吟诗作对，乡里皆称其为“神童”。

少年时的杨深秀，跟随父亲辗转各地私塾求学，他读书不拘泥于八股章句，更偏爱经世致用之学，常翻阅《海国图志》《瀛寰志略》等介绍西方的书籍，对域外文明与国家兴衰有着初步的思考。1871年，22岁的杨深秀考中秀才，此后十余年间，他一边在乡间设馆授徒，一边苦读备考，期间曾远赴太原晋阳书院深造，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士人。

1889年，40岁的杨深秀终于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一职，自此踏入仕途。在刑部任职的八年里，他秉公办案，深入研究律法刑狱，目睹了晚清司法体系的腐朽与黑暗——权贵当道、冤狱丛生，百姓有冤无处申。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，国家的积弱不仅在于军事与经济的落后，更在于政治制度的僵化。他常常在公务之余，与同僚探讨时政，抒发改革之志，为日后投身维新运动埋下伏笔。

跻身言路：直言敢谏的监察御史

1897年，杨深秀因政绩卓著，被调任山东道监察御史。监察御史虽官阶不高，却拥有监察百官、弹劾不法、上书言事的权力，这一职位，恰好为他提供了针砭时弊、倡言变法的平台。

此时的晚清，正值甲午战败之后，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让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，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，“亡国灭种”的阴影笼罩在每个国人的心头。杨深秀悲愤交加，接连上书光绪帝，痛陈时局之危，呼吁朝廷“明定国是，变法维新”。他在奏折中指出：“今日之中国，不变则亡，小变仍亡，唯有大举变法，革除积弊，方能图存。”

他的上书言辞恳切、切中要害，引起了光绪帝的关注。相较于其他维新派人士，杨深秀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以言官身份发声，既有体制内的合法性，又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。他不仅呼吁改革，更提出具体的变法举措：主张废除八股取士，兴办新式学堂，培养实用人才；建议裁汰冗官，整顿吏治，提高行政效率；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，发展近代工商业与新式陆军。

1898年，德国强占胶州湾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。杨深秀再次上书，请求光绪帝“早定变法之议”，并建议光绪帝效仿日本明治天皇，亲赴太庙，昭告天下，以坚定变法的决心。他的奏疏，成为推动戊戌变法启动的重要助力之一。

投身维新：百日新政中的核心推手

1898年6月11日，光绪帝颁布《定国是诏》，戊戌变法正式拉开序幕。杨深秀作为最早倡言变法的言官，成为百日维新的核心推手之一。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，穿梭于朝堂与维新派之间，既是新政的建言者，也是新政的监督者。

变法期间，杨深秀几乎每天都有奏折呈上，内容涵盖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军事等各个方面。他主张“废八股，改试策论”，认为八股取士禁锢思想，培养出的都是“无用之学究”，唯有改革科举，才能选拔出真正能救国的人才；他建议在全国广设新式学堂，讲授格致、算学、外语、万国公法等课程，同时鼓励民间办学，普及教育；他还提出要设立“制度局”，作为变法的决策机构，统筹全国的改革事宜。

除了建言献策，杨深秀还积极联络维新派人士，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过从甚密。他常常在自己的寓所召集维新志士，商讨变法策略，传递朝堂信息。当守旧派大臣屡屡阻挠新政、弹劾维新官员时，杨深秀挺身而出，上书光绪帝，驳斥守旧派的谬论，为维新派保驾护航。

例如，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因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，被光绪帝革职。守旧派群起而攻之，指责光绪帝“滥施刑罚”。杨深秀立即上书，为光绪帝辩护，称“怀塔布等人守旧误国，革职乃顺应民心”，并请求光绪帝“严惩守旧之臣，以儆效尤”。他的直言敢谏，让守旧派对他恨之入骨，却也让维新派更加敬重他的风骨。

舍生取义：以死谏言的戊戌英烈

戊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核心利益，他们暗中积蓄力量，伺机反扑。1898年9月21日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囚禁光绪帝，宣布临朝训政，废除所有新政举措，史称“戊戌政变”。

政变发生后，京城陷入一片白色恐怖，顽固派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被迫流亡海外，谭嗣同、杨锐等人或被捕或准备反抗。此时的杨深秀，明知大势已去，却没有丝毫退缩。他是六君子中，唯一一位没有参与“军机四卿”实务，却主动赴死的人。

政变后的第三天，杨深秀不顾个人安危，毅然上书慈禧太后，质问其“为何囚禁光绪帝”，请求慈禧“归政于皇上，继续推行新政”。在奏折中，他写道：“皇上变法，乃为救国家于危亡，太后若一意孤行，必致国破家亡。”这份奏折，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彻底激怒了慈禧太后。

守旧派官员斥责杨深秀“大逆不道”，慈禧太后当即下令将其逮捕入狱。在狱中，杨深秀受尽酷刑，却始终坚贞不屈。他拒绝向守旧派低头，更没有一句求饶之语，反而在狱中赋诗明志，抒发自己的报国情怀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缧绁到头真不怨，未知谁复请长缨”，表达了自己为变法献身的无悔之心，以及对国家前途的忧虑。

1898年9月28日，杨深秀与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康广仁六人，被押赴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。临刑前，杨深秀神色自若，他昂首挺胸，朝着紫禁城的方向望了一眼，仿佛在向囚禁中的光绪帝告别。监斩官刚毅逼他下跪认罪，他厉声喝道：“我变法救国，何罪之有？”

随着刽子手的刀落，杨深秀倒在了血泊之中，终年49岁。他是戊戌六君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位，也是唯一一位以言官身份主动赴死的维新志士。他的死，不是因为参与了新政的核心实务，而是因为他敢于直面强权，以死谏言，用生命捍卫变法的理想。

杨深秀的一生，是传统士大夫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一生，也是近代知识分子追求国家富强、民族独立的一生。他出身科举，却突破了科举的桎梏；身处庙堂，却心系天下苍生。他以监察御史的微薄之力，撬动了变法的浪潮；以一介书生的血肉之躯，践行了“士可杀不可辱”的信条。百年之后，当人们回望戊戌变法那段悲壮的历史，依然会记得，有一位名叫杨深秀的御史，用自己的生命，谱写了一曲以死谏言的慷慨悲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