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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亚樵

民国时期“暗杀大王”、抗日志士

王亚樵

王亚樵(1889年2月26日—1936年10月20日),男,字擎宇,别字九光,谱名王玉清,又名王玉鼎,安徽合肥磨店乡王小郢村人,其祖父名王榜,父名王萌堂,均以行医务农为业,抗日志士、“暗杀大王”,被称为民国第一杀手,因为他将刺杀目标锁定为汉奸和侵华日军,因此他又被称为“红色杀手”。
王亚樵8岁读私塾,16岁赴庐州书院参加府中秀才,后在家设馆教书。好武术,工书法,善交友。崇尚岳武穆精神,1908年,组织正气学社,加入中国同盟会。1915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,他多次上书孙中山,建议成立暗杀组织暗杀反动军阀;1921年,创建斧头帮,斗败黄金荣、杜月笙,替穷人撑腰;1923年11月10日,暗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,事发后投奔卢永祥,在湖州征兵,与戴笠、胡宗南结为金兰兄弟;1926年任安徽副宣慰使,宣传北伐;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后,王亚樵召集部下紧急宣布“全力以赴抗日”,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,自任司令,同时组织成立了以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为对象的“铁血锄奸团”,并亲自担任团长。1933年11月,赴福州出席李济深、陈铭枢等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代表大会,失败后到香港;1936年10月被军统特务暗杀于广西梧州。
毛泽东评价他是“杀敌无罪,抗日有功。小节欠检点,大事不糊涂”。
王亚樵(1887—1936),字九光,安徽合肥磨店乡人,民国时期极具传奇色彩的爱国志士,亦是令中外反动势力闻风丧胆的“暗杀大王”,其一手创立的斧头帮更是旧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帮会组织之一。他的一生始终游走于革命与暗杀之间,以极端手段对抗强权、抗击外侮,最终却惨死于阴谋暗杀之下,毛泽东曾评价他“杀敌无罪,有功。小节欠检点,大事不糊涂”,精准概括了这位乱世枭雄的复杂一生。
王亚樵自幼生长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年代,家境贫寒却天资聪颖,目睹地主劣绅压榨佃农、清廷官吏腐败无能的景象,自幼便埋下嫉恶如仇的种子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,24岁的王亚樵满怀救国热忱,与同乡李元普、王传柱等人在合肥李文忠公祠前宣布独立,组织义军响应革命,主张开仓济民、扶危济困。然而,当地军阀孙品骖为维护土豪劣绅利益,对义军展开血腥镇压,李元普等核心成员悉数被杀,王亚樵因下乡募兵侥幸躲过一劫。此次变故让他深刻体会到旧势力的凶残,也为其日后选择以暴力对抗暴力的道路埋下伏笔。

辛亥革命失败后,王亚樵辗转于上海、安庆等地,期间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潮,逐渐形成了“以暗杀推动革命”的独特理念。1915年,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斗争,多次上书孙中山,建议成立专门的暗杀组织清除反动军阀,却遭到孙中山的批驳:“解决革命,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,不在于杀死一两个人。”理念不合让王亚樵倍感失落,遂决定脱离主流革命阵营,独自探寻救国之路。1921年,王亚樵抵达上海,接管了“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”,正式开启了他在上海滩的风云岁月。

当时的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都市,却也是豪强林立、弱肉强食的法外之地,大批皖籍劳工在此谋生,常遭资本家与流氓势力的欺压。一次,一名皖籍工人被工厂资本家拖欠工资,上门讨要时反遭毒打。王亚樵听闻后怒不可遏,当即请铁匠铺打造了一百多把锋利的斧头,率领上百名皖籍工人手持斧头直奔工厂讨债。面对气势汹汹的斧头队伍,资本家吓得魂飞魄散,当场结清工资并赔礼道歉。此事过后,“斧头帮”的名号在上海滩迅速传开,各地来沪的劳工纷纷加入,鼎盛时期成员达十万之众,连上海青帮大佬黄金荣、杜月笙都对其避让三分。值得一提的是,斧头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黑帮,其核心宗旨是维护底层劳工权益,因此深得普通民众的支持,上海的黄包车车夫几乎全是斧头帮成员,这也让该组织拥有了最灵通的情报网络。

拥有独立势力后,王亚樵开始全力践行其“暗杀救国”的理念,将矛头对准封建余孽、反动政客与侵华日寇。1923年,他接受军阀卢永祥的委托,策划暗杀了时任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。徐国梁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忠实打手,手握七千警力,长期镇压革命党人与爱国人士,王亚樵精心布置暗杀计划,在徐国梁温泉洗浴后登车之际,派部下精准射击将其击毙。此次暗杀成功帮助卢永祥击溃齐燮元,王亚樵也因此声名鹊起,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暗杀组织者。

1927年,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,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,这让曾对蒋介石抱有期待的王亚樵彻底失望。他在南京中山公园“奠都典礼”上公开发表演说,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,主张国共合作、兴师北伐。随后,他联合余亚农、石友三等人组建讨蒋武装,沿长江、铁路进军南京,史称“民国十八年三路讨蒋”。因寡不敌众,讨蒋行动最终失败,王亚樵被迫转入地下,从此与蒋介石集团结下死仇,成为蒋介石的“眼中钉、肉中刺”。

1931年,王亚樵策划了两起震惊全国的暗杀行动。当年夏,他受胡汉民家属委托,针对软禁胡汉民的蒋介石实施暗杀。他派人将枪支藏在火腿中,由村妇送上庐山,杀手陈成取出枪支后,因随手丢弃火腿被警卫发现,导致行动暴露。陈成在蒋介石散步时远距离开枪射击,未能命中目标,自己也当场牺牲,这便是著名的“庐山刺蒋”事件。同年7月23日,王亚樵又在上海北火车站策划刺杀宋子文,因刺客误将宋子文的秘书唐腴庐认作目标,宋子文侥幸逃脱,此次事件让国民政府高层陷入恐慌。

1932年“一二八”事变爆发,日军大举进攻上海,王亚樵毅然放下与国民党的恩怨,召集部下宣布“全力以赴抗日”。他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并自任司令,组织武装力量配合十九路军抗击日寇;同时组建“铁血锄奸团”,亲自担任团长,专门针对日军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开展暗杀行动。当年4月29日,日军在虹口公园举行祝捷大会,王亚樵深知日军防范严密,中国人难以进入会场,便联合“朝鲜爱国团”,由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担任杀手。金九(流亡上海的韩国“国父”)亲自将两枚手雷安装在日军用水壶中,尹奉吉成功混入会场后,在阅兵台附近投掷炸弹,日本原关东军总司令、上海侵华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当场毙命,其余10余名日本军政大员非死即伤。这一行动震惊海内外,王亚樵被公认为“远东第一杀手”,日本人则称他为“支那魔鬼”。

同年11月,英国外交官李顿率国际调查团来华调查中日冲突,却连续发表偏袒日本的谈话,公然为日本侵华行径张目。王亚樵怒不可遏,决定给李顿一个“血的教训”,派杀手潜入李顿下榻的宾馆实施暗杀,因行动不慎被警察逮捕,李顿受此惊吓仓皇逃离中国,国际舆论的冷嘲热讽让其颜面尽失。一系列惊天暗杀大案让王亚樵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的公敌,蒋介石严令戴笠缉捕他。值得一提的是,戴笠早年曾投身王亚樵门下,深知其厉害,起初不愿追捕“恩师”,但在蒋介石的严令下,只得硬着头皮展开行动。

1933年8月,上海局势日益危急,王亚樵化装成码头工人,带领20多名骨干成员偷渡至香港。在香港,他很快与反蒋的“西南派”首领李济深等人取得联系,再次谋划刺蒋行动。他派手下大将华克之出任南京晨光通讯社社长,以记者身份渗透进国民党高层,打探蒋介石的行踪。1935年11月,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,因蒋介石迟迟未到,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得带领中央委员拍照。此时,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(铁血锄奸团成员)从相机中掏出手枪,对准汪精卫连开数枪,汪精卫身受重伤,孙凤鸣随后被警卫射杀。此案震动全国,戴笠通过线索迅速锁定幕后主使为王亚樵,蒋介石震怒之下,将悬赏缉拿王亚樵的金额从10万元提升至100万大洋,下令“捉不来活的,就要死的”。

戴笠深知王亚樵行踪诡秘、警惕性极高,常规追捕难以奏效,便想出了“以人寻人”的毒计。他得知王亚樵的重要部下余立奎在南京参与刺汪案被捕,虽对余立奎严刑拷打,却始终无法获取王亚樵的下落。于是,戴笠将目标转向余立奎在香港的小妾婉君,通过威逼利诱迫使婉君配合。1936年2月,在婉君的打探下,戴笠得知王亚樵已应李济深之邀,迁居广西梧州李济深的祖居府邸。

1936年9月20日,婉君以“有重要事相商”为由,将王亚樵诱至自己的住处。王亚樵不知是计,按约定时间抵达后,刚一进门,埋伏在此的军统特务便向他撒出一把石灰,使其双眼失明。陷入绝境的王亚樵仍顽强抵抗,与特务展开激烈搏斗,最终身中5枪、被刺3刀,当场身亡,年仅49岁。为掩盖罪行,特务们随后将婉君灭口。一代“暗杀大王”最终死于暗杀,结束了其悲壮而传奇的一生。

纵观王亚樵的一生,虽以暗杀为主要手段,却始终坚守民族大义与道德底线。他一生暗杀无数,却从未伤害过共产党人、进步人士与无辜群众,反而多次出手帮助共产党。据其得力干将华克之回忆,1931年底,中共地下党主办的《红旗日报》陷入经济困境,王亚樵及时筹款1万元,使报纸得以继续出版;他还曾为前往延安的革命同志提供路费,出资聘请律师为被捕的共产党员辩护。他的一生,是对黑暗现实的激烈反抗,是对民族危亡的挺身而出,尽管行事方式极端,却用生命践行了爱国初心,成为民国史上不可多得的传奇人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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