嫫母

嫫母，中国古代传说中黄帝的次妃，也是中国古代四大丑女之一，貌丑而贤德，发明了第一面镜子，大约5000年前，黄帝为了制止部落“抢婚”事件，专门挑选了品德贤淑，性情温柔，但面貌丑陋的嫫作为自己的第四妻室。黄帝还说：“重美貌不重德者，非真美也；重德轻色者，才是真贤。”

中国古代四大丑女的另外三人是锺离春（钟离春、钟无艳）、孟光、阮氏女。

嫫母，又称“嫫姆”，上古黄帝时期的妃嫔，以“貌丑而德贤”名垂青史，被后世尊为“贤妃典范”，亦是华夏文明中早期礼仪规范、纺织技艺与镜具创制的推动者。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：“黄帝妃嫫母，于四妃之末，貌甚丑而最贤德。”她虽无嫘祖、彤鱼氏等妃嫔的出众容貌，却凭借过人的智慧、坚韧的品性与卓越的治事能力，成为黄帝治理天下的重要助力，更以自身德行打破了“以貌取人”的世俗偏见，为华夏早期文明的构建注入了“重德轻貌”的精神内核。其事迹散见于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，虽不乏简约记载，却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为中华民族崇尚内在美德的文化符号。

关于嫫母的容貌，古籍多有明确记载且言辞直白。《庄子·齐物论》称其“恶骇天下”，意为容貌丑陋到令人惊骇；《吕氏春秋·遇合》则描述她“锤额蹙颚，形麤色黑”，即额头突出、下巴紧缩，外形粗糙、肤色黝黑。在远古部落社会，容貌往往与“祥瑞”“福气”相绑定，出众的外貌是女性获得重视的重要条件，而嫫母的容貌无疑处于劣势。然而，黄帝却力排众议，将其纳入妃嫔之列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正义引《帝王世纪》载，黄帝“纳四妃，以嫫母为下妃”。黄帝选择嫫母，并非一时兴起，而是看中了她远超常人的贤德与才干——彼时黄帝正致力于统一中原、教化万民，亟需兼具治事能力与德行操守的人才辅佐，嫫母的出现，恰好契合了这一需求。

嫫母入宫后，并未因容貌自卑，也未因位份低微而懈怠，反而凭借踏实勤勉的态度与出色的能力，迅速赢得了黄帝的信任与族人的敬重。她主动承担起部落内部的繁杂事务，尤其在礼仪规范与教化民众方面贡献卓著。在远古时代，先民缺乏系统的礼仪准则，祭祀、丧葬、婚配等活动多杂乱无章，甚至存在诸多原始陋习。嫫母深感礼仪对凝聚族群、规范秩序的重要性，便在黄帝的支持下，潜心梳理部落传承的习俗，结合天地自然之理与人文教化需求，制定了初步的礼仪规范。她亲自向部落女性传授祭祀时的仪容举止、丧葬时的哀悼礼仪、婚配时的基本流程，使部落的各类活动逐渐走向有序。相传，黄帝为了让嫫母更好地推行礼仪，还命人依照她的形象制作了“方相氏”面具——在丧葬等祭祀仪式中，由人佩戴此面具驱邪避凶，这一习俗不仅体现了黄帝对嫫母的信任，更让嫫母的德行与礼仪规范深度绑定。

嫫母的另一项重要功绩，是参与纺织技艺的改良与推广，助力华夏先民摆脱衣不蔽体的原始状态。彼时，嫘祖已发明养蚕缫丝技术，为纺织业奠定了基础，但部落中仍有大量民众依赖兽皮、树叶遮体，纺织技艺的普及程度与成品质量均有待提升。嫫母主动协助嫘祖开展纺织工作，她深入部落各个村落，向女性族人传授缫丝、纺纱、织布的技巧，耐心指导她们辨别蚕丝的优劣、掌握织布的节奏。针对原始织布工具简陋、效率低下的问题，嫫母还与工匠一同探索改良之法，优化了纺轮的结构，使纺纱速度大幅提升；同时改进织布机的编织方式，让织出的布匹更加紧密耐用、纹路规整。在她的推动下，纺织技艺在部落中广泛传播，越来越多的民众穿上了舒适的丝布衣物，不仅提升了先民的生活品质，更推动了部落文明的进步——丝布衣物的普及，逐渐取代了原始的兽皮服饰，成为华夏早期文明“告别蛮荒”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嫫母最具代表性的发明，便是创制了华夏历史上第一面石镜，开启了先民“审视自我”的文明觉醒。相传，一次嫫母带领族人在河边劳作时，偶然发现水面倒映出自己的容貌，她便心生奇想：若能找到一种可以“映照容颜”的器物，便能方便族人整理仪容、规范举止。起初，她尝试用光滑的兽骨、贝壳映照，但效果不佳；随后，她注意到部落附近的山洞中有光滑的石板，便带领工匠前往开采，将石板切割成规整的方形，再用细腻的砂石反复打磨，去除石板表面的粗糙纹路。经过无数次打磨调试，一块表面光滑、能够清晰映照出人影的石镜终于制成——这便是华夏最早的镜具。石镜的创制，不仅解决了先民整理仪容的需求，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：它让先民能够直观地审视自身，推动了“仪容整洁”的礼仪观念形成，也为后世铜镜、铜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如今，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光滑石片，部分被推测为早期镜具的雏形，与嫫母制镜的传说相互印证。

在辅佐黄帝治理天下的过程中，嫫母还展现出卓越的谋略与大局观，尤其在稳定后方、安抚民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黄帝常年率军征战四方，平定蚩尤、炎帝等部落的叛乱，部落联盟的后方治理重任便落在了各位妃嫔肩上。嫫母主动分担压力，负责管理部落的仓储、农事与妇幼保障工作。她制定了严格的仓储管理制度，确保粮食、衣物等物资有序存放、合理调配，为前方征战的军队提供了稳定的后勤支持；在农事方面，她配合彤鱼氏的饮食革新，指导民众因地制宜种植谷物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巧，保障了部落的粮食安全；对于部落中的老弱妇幼，嫫母更是关怀备至，设立专门的居所安置孤老幼童，传授妇幼护理知识，减少了因疾病、饥饿导致的伤亡。当黄帝率军征战遭遇挫折、军心动摇时，嫫母便派人前往前线传递后方安稳的消息，安抚将士情绪，鼓励他们坚守信念，为黄帝最终统一中原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。

嫫母的贤德不仅体现在治事能力上，更体现在她的包容与谦让。她与嫘祖、彤鱼氏、方雷氏等妃嫔相处融洽，从不争宠邀功，反而主动配合其他妃嫔开展工作：协助嫘祖推广养蚕缫丝，配合彤鱼氏规范饮食流程，支持方雷氏整理文书典籍。在部落中，若有族人因她的容貌嘲笑她，她也从不计较，而是以实际行动证明自身的价值；对于犯错的族人，她也秉持宽容的态度，耐心教导而非严厉责罚。这种包容谦让的品性，感染了部落中的每一个人，推动了部落内部的和谐团结。黄帝曾感慨：“重色不重德，非治世之道；重德轻色，方为长久之基。嫫母之贤，胜却红颜无数。”这句话也成为后世“重德轻貌”的思想源头。

关于嫫母的身后事迹，虽无详细典籍记载，但民间传说与历史遗迹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相传，嫫母去世后，黄帝为表彰她的功绩，将其安葬在今河南新郑市境内的具茨山附近，与黄帝陵相距不远。当地至今仍流传着“嫫母冢”的传说，每逢清明时节，仍有民众前往祭拜，缅怀这位贤妃的功绩。此外，在嫫母曾经活动过的陕西、山西等地，也有不少与她相关的民间故事，如“嫫母教织”“石镜起源”等，这些传说历经千年流传，成为她德行与贡献的生动注脚。

嫫母的历史意义，不仅在于她推动了早期礼仪、纺织、镜具等文明成果的发展，更在于她以自身经历构建了华夏文明中“重德轻貌”的价值导向。在她之前，“以貌取人”是普遍的世俗观念，而嫫母却用贤德与才干证明，内在的美德与能力远比外在的容貌重要。这种观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化发展：从先秦诸子“尚德”的思想主张，到后世“贤妻良母”的评判标准，再到民间“人不可貌相”的俗语，都能看到嫫母精神的影子。《吕氏春秋·遇合》评价她：“嫫母有其德，虽丑而人敬之。”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嫫母的历史地位——她并非因功绩而被铭记，更因德行而被尊崇。

后世对嫫母的尊崇从未停歇，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诗作文章缅怀她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妇人苦》中写道：“人言嫫母貌丑，我言嫫母德优。”直接肯定了嫫母的德行价值；明代学者方孝孺则在《杂铭·镜》中提及“嫫母制镜，以鉴妍媸”，将她的发明与“明辨是非”的精神相联系。在民间，嫫母还被部分地区的纺织行业尊为“祖师”，每逢行业祭祀活动，都会供奉她的牌位，祈求技艺精进、行业兴旺。

嫫母的伟大，在于她打破了容貌的桎梏，用内在的光芒照亮了华夏早期文明的进程。她没有出众的外表，却拥有一颗坚韧、智慧、善良的心；她没有显赫的位份，却凭借实干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。从制定礼仪到改良纺织，从创制石镜到稳定后方，她的每一项贡献都贴合着先民的实际需求，推动着部落从蛮荒走向文明。如今，“嫫母”二字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，更成为“内在美德”的象征。她用自身的经历告诉后人：真正的价值，永远源于内在的德行与能力。这位上古贤妃的故事，跨越千年岁月，依然能够给现代人以启示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养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