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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劳斯瑙霍尔考伊·拉斯洛(László Krasznahorkai),中文名“好丘”,男,1954年1月5日出生于匈牙利久洛镇,匈牙利小说家、编剧,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其姓氏源自斯洛伐克境内的克拉斯诺霍尔卡城堡地名。毕业于塞格德和布达佩斯厄特沃什·罗兰大学,主修法律与匈牙利语言文学。 拉斯洛·克拉斯纳霍凯生平:在末世图景中坚守艺术力量的文学先知 拉斯洛·克拉斯纳霍凯(László Krasznahorkai),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,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,被誉为“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”与“文学的末日先知”。他以震撼人心的史诗性创作、独特的长句叙事风格,在作品中直面灾难与恐惧,深刻剖析人性阴暗与历史创伤,重新定义了当代中欧文学的精神内核。从31岁出版处女作《撒旦探戈》惊艳文坛,到与导演贝拉·塔尔联手打造影史经典,再到深耕中国文化三十余载形成跨文明创作视野,克拉斯纳霍凯用近半个世纪的坚守,证明了文学在浮躁时代的永恒价值。他的作品跨越语言与媒介的边界,在荒诞与绝望的图景中,始终坚守着艺术对人性的救赎与对希望的重申。 早年的成长经历,为克拉斯纳霍凯的创作埋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。1954年,他出生于匈牙利的社会变革时期,动荡的历史背景与社会转型期的迷茫,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认知与创作基调。青少年时期的克拉斯纳霍凯便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,尤其痴迷于探索语言背后的精神世界。他广泛阅读卡夫卡、托马斯·伯恩哈德等中欧文学大师的作品,这些作家对荒诞现实的刻画、对人性深度的挖掘,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奠定了基础。大学期间,他系统研习文学理论与创作技巧,逐渐形成了对“灾难与生存”这一核心主题的关注,认定文学应当直面时代的创伤与人类的精神困境,这一创作理念贯穿了他的整个文学生涯。 1985年,31岁的克拉斯纳霍凯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撒旦探戈》,一举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。这部作品以匈牙利乡村的集体农场为背景,用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、细腻而粗粝的文字,描绘了一群底层民众在绝望中挣扎、被虚幻希望裹挟又最终幻灭的末世图景。小说最独特的标志是其连绵不断的长句,首尾相衔的回环式文本结构,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无休无止的宿命感,既考验阅读耐心,又极具情感冲击力。尽管这部作品因晦涩的风格在大众市场反响平淡,却迅速获得文学界的高度认可,被视为20世纪文学版图上的重要里程碑,也成为考验读者阅读能力与译者翻译水平的经典之作。 《撒旦探戈》的出版,开启了克拉斯纳霍凯与导演贝拉·塔尔的跨界合作传奇,让他的文学作品突破文字的边界,走向更广阔的艺术领域。1994年,两人联手将《撒旦探戈》改编为同名电影,一部250页的小说被拓展为480分钟的史诗影像,每个场景都与小说文本精确对应,镜头节奏与语言韵律完美契合,精准传递出原作的精神气质。这部电影后来成为影史经典,在柏林国际电影节等重要赛事中斩获多项荣誉。此后,两人继续深度合作,《鲸鱼马戏团》《伦敦人》《都灵之马》等多部影视作品相继诞生,其中《都灵之马》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。克拉斯纳霍凯担任这些作品的编剧或改编者,将文学的叙事张力与电影的视觉冲击力完美融合,让更多人通过影像认识了他的创作世界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次偶然旅程,让克拉斯纳霍凯与中国文化结下了跨越三十余年的深厚情缘,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视野。1989至1991年间,他受邀前往乌兰巴托参加学术会议,在查看地图时发现北京近在咫尺,便临时决定与朋友前往中国。在北京的街头游荡时,他被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底蕴与鲜活的文化气息深深震撼,仿佛“置身于一个古老的帝国”,这种感受让他瞬间成为中国文化的忠实崇拜者。回到匈牙利后,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全家改用筷子吃饭,以此表达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热爱。这段经历也让他创作了游记体短篇小说集《乌兰巴托的囚徒》,书名源于他在蒙古国办理过境手续时的滞留经历,字里行间满是对东方文明的初遇感悟。 在中国文化的探索中,克拉斯纳霍凯对诗仙李白产生了近乎狂热的迷恋,这份热爱最终转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“神交”之旅。他通过匈牙利译本读到李白的诗歌后,惊异于“在唐代的中国,竟会出现一位在欧洲人眼里的‘现代派诗人’”,尤其痴迷于李白诗中对醉酒、月亮、友情的书写,沉醉于其文字中的律动与流浪心性。为了更贴近这位千年前的诗人,他亲手制作了一张“李白诗歌地图”,详细标注李白一生游历的山川河流。1996至1998年间,在德国基金会的支持下,他沿着地图足迹,从曲阜孔庙到黄河长江,从洛阳西安到四川三峡,走访了近十座城市,沿途采访了诗人、学者、道士、百姓等各色人群,历时两个月完成了这场追寻之旅,并据此创作了游记《天上只有星星》。旅途中,他逢人便问“你知道李白吗”,当听到即使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国人也能吟诵李白诗句时,内心满是狂喜,这种文化共鸣让他深感东方文明的生命力。 对中国文化的热爱,早已深度融入克拉斯纳霍凯的身份认同与创作实践。他特意为自己取了中文名“好丘”,既与自己姓氏“克拉斯纳霍凯”的本意“山丘”相呼应,更借“丘”字向孔子(孔丘)致敬,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崇。他的妻子卡梅拉·丘拉鲁是一位汉学家,这让他有了更系统探索东方文化的契机,两人频繁携手访问中国、蒙古,在跨文化交流中汲取创作灵感。2008年,他推出融合中国道家故事、佛教元素的作品《下面的西王母》,将东方哲学思想与自己擅长的末世叙事相结合,形成了独特的跨文明创作风格。此外,《北山、南湖、西路、东河》《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》等作品也充满中国元素,他甚至坦言自己的文字已经染上了一股“中国味道”。2002年第三次访华时,看到上海、杭州等地的飞速现代化,他既欣喜又担忧,害怕高速发展会牺牲古老文化,这份忧虑也成为他作品中跨文化思考的重要主题。 在深耕创作的同时,克拉斯纳霍凯的文学成就逐渐获得全球学界的认可,各类奖项与荣誉接踵而至。他先后斩获匈牙利国内最高文学荣誉科苏特奖,以及美国文学奖等多项国际奖项。2015年,他凭借极具创新性的叙事风格与深刻的人文思考,荣获布克国际文学奖,评委会盛赞他的作品拥有“令人惊异的句子”,语调在庄严与荒诞间自由切换,精准捕捉了人类的疏离与绝望。学者苏珊·桑塔格称他为“匈牙利当代启示录大师”,作家W.G·塞巴尔德称赞他的视野具有全球性,爱尔兰作家科尔姆·托宾则形容他是“独特的文学梦想家,在当代小说中开辟了巨大而丰富的空间”。这些评价不仅肯定了他的创作高度,更彰显了他在国际文坛的重要地位。 随着国际声誉的提升,克拉斯纳霍凯的作品逐渐被译介到世界各地,其中文译本的推出成为他与中国文化深度对话的重要里程碑。由于他的作品长句密集、哲学思辨复杂,加上匈牙利语相对小众,翻译难度极大,直到2006年,他的短篇作品才通过内地文学杂志与中文读者见面。201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获奖后,其代表作《撒旦探戈》的中文版终于面世,译者余泽民耗费巨大心力,像“蛀虫啃石梁一般”完成了这部“翻译史上的奇迹”,该书迅速在中国读者中引发轰动。此后,译林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浙江文艺出版社等相继推出他的多部作品,包括《温克海姆男爵返乡》《反抗的忧郁》《世界在前进》等,让更多中国读者有机会领略这位文学大师的文字魅力。 2025年10月9日,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克拉斯纳霍凯,获奖理由是“他那震撼人心、富有远见的创作,在灾难与恐惧的时代,重申了艺术的力量”。诺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斯·奥尔森评价道,克拉斯纳霍凯的创作继承了从中卡夫卡到托马斯·伯恩哈德的中欧文学传统,以荒诞、怪诞的风格与流畅的长句语法,成为当代文学的独特标志。得知获奖消息后,克拉斯纳霍凯感慨万千,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:“这个奖项证明了文学本身的存在,超越了各种非文学的期望,它仍然被阅读,并能给那些生命仅存微弱光亮的人带来希望。”这番话精准概括了他对文学使命的理解。 获奖后,全球文坛纷纷致以祝贺,匈牙利国内更是将其视为国家文化荣耀。中国文化界也对这位“中国迷”作家的获奖倍感欣喜,他与中国文化的深厚情缘成为热议话题。此时的克拉斯纳霍凯虽已年过七旬,但始终保持着对文学与文化探索的热情。他曾在70岁生日时坦言,当下严肃文化正面临被市场法则裹挟、逐渐消失的困境,而他坚持用长句、慢节奏的书写方式,正是对文化浅表化的一种抵抗。他的创作从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说教,却以坚定的立场证明:在“末日”般的景况中,艺术既是见证,也是一种坚守。 克拉斯纳霍凯的文学生涯,是一部在黑暗中追寻光亮、在荒诞中坚守真诚的精神史诗。他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,在其中剖析人性、叩问历史、思考文明;他跨越山海,与中国文化结下深厚情缘,让东方智慧为其创作注入新的活力。作为一位“文学先知”,他不仅用作品照亮了人类精神的幽暗角落,更以一生的坚守证明了文学的永恒价值。如今,他的文字依然在跨越国界与文化,持续引发着读者的深度思考,而这份在绝望中坚守希望、在浮躁中捍卫深度的创作精神,也将永远激励着后世的写作者与阅读者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