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国里的女人为什么总是跟马超过不去？马超干了什么？

三国秘史：马超称霸陇右的巅峰与败亡伏笔（巾帼仇怨的由来）

三国乱世英雄辈出，不仅有驰骋沙场的盖世男儿，更有诸多巾帼不让须眉的奇女子，她们的风骨与气节，远超无数乱世英豪。细读三国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许多三国巾帼英杰，都与马超结下不解仇怨，这并非偶然，根源便藏在马超割据陇右、雄霸凉州的这段跌宕往事之中。而开启这段恩怨篇章的核心人物，便是忠义刚烈的奇人——王异。

潼关之战，马超率领十万关中联军起兵反曹，一度声势滔天、威震中原。但最终不敌曹操精妙战术，十万大军土崩瓦解、全线溃败，惨败后的关中联军如同高速撞击桥墩的豪车，四散零落、溃不成军。马超只得收拢残部，狼狈退回根基深厚的西凉之地。

西凉羌胡部族素来敬畏马超的勇武与威望，即便马超新遭大败、身负反叛恶名，依旧深得当地部族人心。凭借这份积淀已久的号召力，马超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便再度集结兵马、重整旗鼓，拉起一支精锐马家军，迅速收复陇右绝大部分郡县。世人常说“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，而马超堪称“二十天后便是一众精兵”，复苏速度冠绝乱世。正如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，陇上郡县皆应之，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。超尽兼陇右之众。”彼时整个陇右地区，仅剩凉州州府冀城一城，依旧坚守不降。

所谓陇右，特指陇山以西的广袤区域，这一地理概念在三国初期已被明确界定。秦朝时期，此地被称作陇西，因地处边陲、部族杂居，曾被视作西戎之地。陇右地势险要、扼守要道，是连通西北与中原的战略咽喉，军事价值极高。日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，便将陇右作为核心战略目标，意图以此为跳板蚕食曹魏西北疆域，最终却因错用马谡、痛失街亭，错失绝佳战机，无功而返，足以印证陇右的兵家必争之地的地位。

马超重兵围困冀城，长达整整八个月之久。建安十七年八月，孤城被围数月、守军弹尽粮绝，凉州刺史韦康眼见大势已去，心力交瘁之下决意开城投降。面对参军杨阜、赵昂等人坚决主战、死守待援的劝谏，韦康全然不顾，执意放弃抵抗，打开冀城城门接纳马超大军入城。

冀城的陷落，对马超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战略意义。掌控凉州治所冀城，便等同于全盘掌控了整个凉州地界。入主冀城后，意气风发的马超立刻自立官职、封赏名号，自封征西将军、领并州牧、督凉州军事，手握凉州军政全权，成为西北一方霸主。

这份自封的官职，暗藏着马超的野心与考量。昔日西凉老牌诸侯马腾、韩遂，征战半生所得最高军衔便是四征将军，马腾为征南将军、韩遂为征西将军。马超自封征西将军，与韩遂旧日军衔持平，已然追平了西凉老一辈军事家的最高成就。其实马超本可承袭父亲马腾的征南将军衔，名正言顺、合乎情理，但陇右地处西北，若自封征南将军，地域错位、名实不符，徒增笑柄，因此他最终选定征西将军，贴合属地、彰显权威。

而马超舍弃凉州牧、选择“督凉州军事”，更是深谙时局的精明算计。早在兴平元年（194年）六月，朝廷便已拆分凉州、撤销州置，原凉州属地大多划入新设的雍州，彼时凉州已无州牧建制。所谓“督凉州军事”，便是当下凉州地界合法的最高军事长官，手握实权、名正言顺。

至于遥领并州牧，更是马超精心权衡的结果。州牧是汉末地方最高军政长官，马超割据一方，必须配以州级官职方能匹配自身地位。凉州已撤、雍州为曹操掌控的核心属地、益州紧邻凉州不宜无端结怨，三方皆不可选。唯独并州地处边陲，长期被羌胡部族交替占据，与马超依托羌胡崛起的根基高度契合，是最合适的选择。只不过世事难料，马超自封并州牧的第二年，也就是建安十八年，朝廷便将并州正式并入冀州，由中央直接管控，彻底让马超的并州牧头衔沦为虚名、彻底落空，《晋书》中对此有明确记载。

叠加原有都亭侯爵位，马超一身头衔繁多、威势赫赫，堪比当世诸侯，张扬之势远超父辈。昔日马腾、韩遂割据凉州数十年，始终恪守本分、未曾私自封官，马超此番自立官职，既是超越先辈的野心彰显，也是乱世汉室衰微、诸侯割据的真实写照。汉室威严不复往昔，天下诸侯皆可睥睨皇权、割据自雄。

入主冀城、掌控凉州后，马超犯下了彻底断送人心的致命错误。入城之后，他当即下令让张鲁派来的援军将领杨昂，诛杀已经开城投降的凉州刺史韦康、天水郡太守，将两位正统朝廷重臣尽数杀害。同时，为拉拢、胁迫冀城名士杨阜为己所用，马超将杨阜的堂弟杨岳打入大牢，以此作为牵制筹码。马超素来赏识杨阜的忠义才干，一心想将其收为己用，却不知自己的杀戮之举，早已埋下覆灭的祸根。

韦康之死，是马超失去陇右民心的关键转折。韦氏家族世代镇守凉州，韦康父子两代深耕地方、体恤百姓，在凉州地界威望极高、深得民心，被当地百姓视作一方庇护。更何况韦康已然开城投降、诚心归顺，马超杀降的残忍行径，瞬间让整个冀城乃至凉州陷入悲愤阴霾，彻底寒了本土士族与百姓的心。可马超对此毫无察觉，依旧我行我素、安然度日。

就在马超安居冀城之时，曹魏名将夏侯渊率领援军驰援凉州、奔赴冀城平乱。马超闻讯，即刻率军出城，在距离冀城二百里处正面迎击夏侯渊大军。此战史书虽未详述战斗过程，但明确记载最终战果：马超大胜，夏侯渊军作战失利、士气受挫。恰逢氐王杨千万趁机反叛，夏侯渊腹背受敌，只得放弃进攻、引军回师，先行平定氐族叛乱，屯兵兴国固守待变。

战胜曹魏名将夏侯渊后，马超自信心彻底膨胀，愈发笃定自己足以稳固陇右基业。为治理新收复的凉州之地，他开始大肆重用冀城旧臣，对杨阜、赵昂等人信任有加，但凡杨阜举荐的人才，尽数破格任用、委以重任。其中梁宽、赵衢二人最受马超器重，兵马粮草尽数放权供给，优待至极。

可马超全然不知，看似归顺的杨阜，心中早已燃起复仇烈火。杨阜自韦康父辈时期便辅佐韦氏家族，世代受恩、忠心耿耿，韦康无辜被杀，让他悲愤填膺、日夜思仇，一心想要刺杀马超、为主公报仇，只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时机。《三国志》明确记载：“阜内有报超之志，而未得其便。”

蛰伏隐忍的杨阜，数次谋划复仇，却屡屡机缘巧合功亏一篑，堪称三国最戏剧性的刺杀谋划。他曾精心布设毒酒，欲借机毒杀马超，却被马超无意挥袖扫落；他曾暗藏利刃伺机行刺，关键时刻宝剑竟卡在剑鞘之中，无法拔出，就连不知情的马超还主动帮忙拔剑，全然不知杀机近在咫尺；他曾效仿死士布设火攻炸药，欲与马超同归于尽，偏偏天降暴雨淋湿火药，绝杀之计再度落空，数次惊险场面令人啼笑皆非。

数次谋划落空后，杨阜静待转机。不久后，杨阜妻子离世，他借机向马超请假归葬。古时男子因妻丧请假实属少见，马超体恤其连日操劳、身心俱疲，未曾多疑，当即应允假期，还贴心安抚，承诺会妥善照看羁押在狱的杨岳，让其安心归家。《三国志》载：“顷之，阜以丧妻求葬假。”

脱离冀城牢笼后，杨阜直奔历城，投奔自幼养育自己的姑姑家，与知己表兄姜叙汇合。姜叙字伯奕，身为朝廷官员，率兵驻守历城，举家定居于此。亲人相见，杨阜尽数哭诉冀城沦陷、韦康惨死的始末，谈及忠义陨落、乱世悲凉，一时悲不自胜、痛哭流涕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：“阜少长叙家，见叙母及叙，说前在冀中时事，欷悲甚。”

对于马超割据冀城、韦康殉难之事，姜叙早有耳闻，只是自觉兵力微薄、无力抗衡，只能暗自叹息。但素来刚毅沉稳、极少动情的杨阜如此悲痛失态，让姜叙心生疑惑，不由发问：“何为乃尔？”（为何如此悲伤？）

杨阜随即慷慨陈词，直言心中忠义与屈辱：“守城不能完，君亡不能死，亦何面目以视息於天下！”身为朝廷官吏，身负守城之责，如今城池失守、主公殉难，自己却苟活于世，是毕生耻辱。他痛斥马超背逆人伦、不忠不义，背弃身在朝中的父亲马腾起兵反叛，屠戮降臣、残害名士，此番恶行，绝非一人之耻，而是凉州所有官吏的奇耻大辱。

眼见姜叙神色动容、心生波澜，杨阜再度直言劝谏，以春秋典故点醒姜叙：你手握历城重兵，却坐视逆贼作乱、无讨贼报国之心，这般不作为，与“赵盾弑君”又有何异？

所谓赵盾弑君，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历史公案。晋灵公生性残暴，忌惮当朝元老、首辅正卿赵盾的权势，屡次设计加害。先是派遣刺客暗杀，刺客感念赵盾勤政爱民、忠心为国，不忍加害，最终撞树自尽；晋灵公不甘失败，再设鸿门宴欲暗中诛杀赵盾，幸得忠义之士拼死护佑，赵盾得以脱身逃亡。

可就在赵盾尚未逃出晋国国境时，其堂弟、晋灵公妹夫赵穿，当庭弑杀晋灵公，随后迎回赵盾重掌朝政。史官董狐秉公直笔，在晋国国史中写下“赵盾弑其君夷皋”。赵盾百般辩解、拒不认罪，董狐却道出三条铁律定其罪责：其一，赵盾身为当朝首辅，手握朝政大权；其二，出逃未离国境，未曾断绝君臣名分；其三，归国后未诛杀弑君元凶赵穿。三点皆占，罪责无可推卸，纵使非亲手所为，亦要背负弑君骂名。

杨阜以此典故警示姜叙：乱世立身、为官报国，不作为便是纵容罪恶，姑息叛逆便是同罪。正是这番忠义劝谏，彻底坚定了姜叙起兵反马、为国复仇的决心，也正式拉开了陇右士族联手反扑、覆灭马超割据势力的序幕，同时也让马超残暴寡恩、失尽人心的短板彻底暴露，成为日后无数三国巾帼英杰与他为敌的核心根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