瞿同祖

瞿同祖公元1910年－2008年 湖南省长沙市人物

瞿同祖（1910－2008），历史学家。湖南长沙人。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。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、政经、法律三系讲师，后升任副教授、教授，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，期间撰写了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一书，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。1945年春应邀赴美，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、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，从事汉史研究。出版《清代地方政府》，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1965年回国。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。

生卒：1910年7月12日～2008年10月3日

籍贯：湖南长沙人

职务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

专长：中国法律社会史

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世家，因与其祖父同在庚戌年出生，故命名同祖。幼承庭训，奠国学之始基，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、汇文中学。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，主修社会学。1934年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，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，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，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，1936年获硕士学位。其学位论文《中国封建社会》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，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。瞿同祖在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，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.

瞿同祖

（1910年7月12日－－2008年10月3日），历史学家。湖南长沙人。字天贶，后改天况，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，1934年入燕京大学研究院，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，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，1936年获硕士学位。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、政经、法律三系讲师，后升任副教授、教授。 2008年10月3日，因病2008年10月3日，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，享年98岁。

家世

出身世家，祖父为晚清大学士

瞿鸿禨

▉。父瞿宣治先后任职于中国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，1923年病逝于马赛。叔父瞿兑之。

名字来源

因生于1910年，岁在庚戌，祖父生于1850年，也是庚戌，因此名同祖。出生之日，恰好是天贶节，故字天贶。

人生往事

1965年9月初，一位儒雅的中年人，透过飞机的舷窗，眺望着东方的朝霞，他就是著名的学者瞿同祖先生。国外的研究条件虽然优越，却不能阻隔瞿同祖那份刻骨铭心的家国情思，他毅然辞去教职，踏上归国的路程。“近乡情更怯”，此刻瞿同祖的内心是百感交集。然而瞿同祖没有料到，这次回国将彻底改写他的学术人生。

早年岁月

瞿同祖，湖南长沙人，1910年7月12日生。祖父瞿鸿禨为清末重臣，当时写有《初得孙生适同庚戌六月》诗记此事：“六十衰翁两鬓丝，居然老干见孙枝。门庭顿有啼声壮，畎亩应由旧德滋。适喜悬弧与同物，可能传砚及成时。扶床早晚承欢笑，待看牵衣挽白髭。”父亲瞿宣治曾在驻瑞士及荷兰公使馆任职，叔父瞿宣颖为知名学者。

关于瞿同祖的家世，世人多已论及，但瞿同祖妻子赵曾玖，却无人涉及。瞿同祖的儿子瞿泽祁说：“父亲是湖南人，母亲是安徽人，他们之间讲话，不忘家乡音，一个湖南话，一个安徽话。”赵曾玖出生于号称“四代翰林”的书香门第，排行第九。从辈分上讲，赵朴初是赵曾玖的侄孙。赵朴初虽然比瞿同祖年长，但每次来，都是进门先鞠躬，行侄孙礼，非常恭敬。

1932年，同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瞿同祖和赵曾玖喜结连理。其实，瞿家和赵家是世交，他们俩早在上海时就认识了，也可以说是青梅竹马。按照燕京大学规定，女生结婚后是不可以住学校宿舍的。瞿同祖就租住在成府槐树街，同院的还有翁独健夫妇。无独有偶，翁独健两口子也是燕京大学的，瞿家和翁家就成了世交，这在后来传为一段学林佳话。据瞿泽祁讲，两家一直保持联系，翁独健的长女和他还是大学同学。

抗战时期，瞿同祖不甘做亡国奴，放弃唾手可得的工作，只身南下。那时候，赵曾玖带着长女留在北平。儿子瞿泽祁出世后，瞿同祖还回来探望过，但不久又离开了北平。1943年，赵曾玖带着一双儿女坐火车到西安，又改乘大卡车、人力车，终于辗转抵达重庆与丈夫会合。在此期间，瞿同祖完成了代表著作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的主体内容。

1944年，因恩师吴文藻的积极联系，瞿同祖远赴美国做研究。他带着妻子儿女穿越驼峰抵达印度登船，然后取道菲律宾、澳大利亚到达旧金山。瞿泽祁回忆：“那时候还没打完仗，坐的是武装运输舰，都是带炮的。”

在纽约时，和瞿同祖常来往的都是日后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，如留在美国的杨联升、何炳棣，还有后来回国的老舍、罗常培等人。更有同住一楼的，当年瞿同祖住52号，王毓铨住51号，郑林庄住42号，芮沐住地下室。瞿家很快成为许多爱国华人学者的聚会之地，瞿泽祁回忆：“老舍的50岁生日就在我家过的，记得还有说相声的节目。”有时候杨联升、何炳棣过来，还会和瞿泽祁在附近公园里打棒球。

回国前后

当时有个同去美国的华人家庭，没过几年，他家的孩子和瞿泽祁交流时，就只能说英文了。和多数华人家庭不同，瞿同祖对这种现象非常不赞成，他经常教育孩子不要忘记中文。瞿泽祁说：“到美国后，除非来了外国客人，不然的话，我父亲在家从来不讲英文，就担心我和姐姐忘了中文，还经常拿着书给我们讲‘三国’、‘水浒’、‘封神榜’的故事。”从这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，为什么新中国刚成立时，瞿同祖就让妻子带着儿女回国了。

瞿泽祁说：“那时候恨透了国民党，因为实在是腐败到家了，大家都觉得国民党倒台是好事。”于是，赵曾玖带着儿女坐“威尔逊总统号”客轮先行回国，途经日本时，吴文藻夫妇还曾到码头迎接她们。因为合同和债务等原因，瞿同祖当时没有随行，但谁又知道，这一分别就是15年。

赵曾玖回国后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工作。由于离开丈夫从美国回来，赵曾玖被认为有特务的嫌疑，被整得比较厉害。不久，吴文藻被打成“右派”，瞿同祖的其他师友也多数没能逃过这一劫。形势的变化让瞿同祖有点措手不及，他不禁感到一丝茫然。

1965年，国内形势渐渐好转，瞿同祖决定回国。本来已由翁独健联系好，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工作。谁知旋即碰上了“文革”，历史所成为重灾区。眼看工作化为泡影，瞿同祖就自己掏钱住在华侨招待所。住了好几年，工作还是安排不了，瞿同祖只好回到老家湖南。

1971年，瞿同祖最终被安排到湖南文史馆工作。在那个年代，被安排在文史馆，主要任务就是政治学习。因为有中央领导想看《艾登回忆录》，瞿同祖终于找到一点有意义的工作。更值得欣慰的是，1959年赵曾玖分配到贵州后，这一年也退休回到湖南，夫妻二人再次团聚，并且一起翻译该书。

晚年遗憾

1976年，赵曾玖病逝，给瞿同祖带来了莫大的打击。这时候，形势已经悄悄地开始起变化，“文革”也已结束。女儿为照顾瞿同祖，便将其接回北京。

1978年，瞿同祖正式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。国家落实政策后，瞿同祖的境遇随之改善。瞿泽祁说：“可以说是无微不至。”当时，瞿同祖被定为二级研究员，医疗待遇也非常不错，开始相当于局级，后来是副部级。要知道，瞿同祖连个科长都不是。接着，瞿同祖被评上首批博士生导师，瞿泽祁也由东北调到北京来照顾父亲。

按道理讲，瞿同祖在生活安稳后，应该会出一批成果。实际上，瞿同祖也迫切地想再写本著作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。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：这往后的30多年时间，瞿同祖为什么没有完成一本专著，也没有带一名研究生或学术助手？

其实原因就出在瞿同祖治学的严谨上面。走进瞿同祖在崇文门东大街的书房兼卧室，你会为这份简洁和明净感到震撼，甚而有几分疑惑。这样一位学界泰斗，并没有想象中的成排累架的藏书。写书的关键在于依据大量的参考资料，有时候不知要翻多少本书，才能找出一些有用的材料。看瞿同祖的著作，就知道这种写法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累得多。此时瞿同祖的生活待遇虽然提高了，但看书写作的环境并不很好。

为了写书，瞿同祖每天坐公交车去近代史所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。这里使用资料并不方便，每次只能借阅两本书，还要受开闭馆时间的限制。不要说比不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哈佛大学图书馆方便，在某些方面就连当年的云南大学、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便利也没有。瞿泽祁说：“当年我父亲的办公室就在哥伦比亚大学low library内，放假的时候，我还曾在那里帮忙整理图书赚取零花钱，有一次还见到时任校长的艾森豪威尔。在哈佛大学的时候，图书馆更给我父亲一把钥匙，自由出入，不受限制。”

按照瞿同祖严谨的写作习惯，年事已高的他明显精力不够。随着时间的逝去，瞿同祖心里越发着急。有一次因胃溃疡住进协和医院，著名的内科大夫张孝骞就忠告他，为健康考虑，最好放弃写书的想法。限于诸多条件，瞿同祖最终放弃写书，安享晚年。

瞿同祖因一心想写书，开始就没带研究生，等放弃写书的时候，也没精力指导研究生了。瞿同祖曾对儿子说：“学生看一本书，自己也要看，不然就没资格指导。”瞿泽祁说：“我父亲有一个好榜样，那就是吴文藻先生，对学生负责到底，不仅在读书时期要指导，就是工作后，也是一样。我父亲就是吴先生帮助联系到美国做研究的。”鉴于瞿同祖事必躬亲的研究习惯，学术助手也就没办法带。瞿泽祁说：“我父亲没带研究生不遗憾，遗憾的是没给社科院写本书。”

居住地方

崇文门那套单元房，是瞿同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。楼的北面就是古老的北京明城墙遗址，绿树掩映之下，有时会有成群的穿着红色校服的中学生过来跑步，叽叽喳喳，生机盎然。瞿同祖偶尔也会散步其间，不知是否会触目生情，想起当年火热的青春。几进几出，瞿同祖的一生与北京城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然而这样的日子也不多，年老体衰，瞿同祖晚年一般很少出门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是在书房里享受一份难得的静谧与安逸。阳光下的一盆文竹，给整个书房增添了不少亮色；而墙上的一幅字画，桌上的一架苏绣，无疑又倍增几分雅趣。但谁又深知，晚年的瞿同祖是何等的寂寞。爱妻赵曾玖早已去世，曾经的良师诤友也一一离世。除了芮沐、何炳棣两位先生，吴文藻、翁独健、罗常培、老舍等师友都已不在了。最后的岁月里，瞿同祖还保留着听西洋古典音乐的兴趣，那些唱片都是早年的珍藏。

有一天早上，瞿同祖和瞿泽祁喝咖啡时聊到学风问题。瞿泽祁在美国时，听过这么一个故事，南卡州大学一个院的开学典礼上，院长给新生讲话，其中有段话是引用别人的，但没有说明，结果被迫辞职，可见学风严谨。瞿同祖听后非常赞成：“太对了，就该这么干。”

瞿同祖那是有感而发的，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有学者为了评副研究员成章地抄他的著作。当时，相关单位找到瞿同祖，说：“瞿老，您看怎么处理？得允许人犯错误，得给人出路。”瞿同祖为此事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倒不是因为抄他的书，而是学风太腐败。瞿泽祁说：“抄袭在英文中叫做plagiarize，好比法律上的fraud，是no cure，意思为犯这个，是没治的。”

在瞿同祖的书桌上，左边是没来得及看的报纸，右边是还没拆封的信件，而日历定格在2008年8月30日，当天瞿同祖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诊。

10月3日，瞿同祖停止了呼吸。根据瞿同祖遗愿，丧事从简。然而巧合的是，火化那天是重阳节，第二天安葬又恰逢白露。在八大处，瞿同祖与赵曾玖合葬在一起。瞿泽祁在墓前沏上一杯绿茶，放上一包香烟，摆上两盆鲜花。那是瞿同祖喜欢喝的九华山茶，赵曾玖喜欢抽的纸烟。

幼年时期

1910年7月12日，瞿同祖出生于长沙，因与其祖父瞿鸿禨同在庚戌年出生，故命名同祖。

祖父瞿鸿禨是晚清重臣，曾任光绪时期的军机大臣。他曾经三次向慈禧保荐康有为，参与筹划预备立宪，并与另一位权臣岑春煊配合，试图扳倒袁世凯而未果。事情虽败，而其影响所及，却是清代末年的政局演变。瞿同祖是其嫡孙，瞿鸿禨亲自教授，为其开蒙。除了让瞿同祖为《论语》断句，还以朱笔写正楷，让年幼的孙子在上面描摹。

瞿同祖的叔父瞿宣颖先后任燕京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清华大学教授，着有《汉魏六朝赋选》《中国社会史料从钞》等。他指点瞿同祖古文，给他讲汉赋，还教他历史。

幼承庭训，瞿同祖的文史知识远远超过了同龄人，他还在中学时便自学了《尚书》，而《尚书》之难，居五经之首，连韩愈都认为它十分难懂，称其为“佶屈聱牙”。

学生时代

1930年，瞿同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，主修社会学。吴文藻时任社会学系主任，瞿同祖与同门费孝通、林耀华、黄迪等皆生于狗年，四人被冰心戏称为“吴门四犬”，都是社会学牛人。

1934年入燕大研究院，在吴文藻教授和杨开道教授的指导下，攻读社会史研究生。

1936年，瞿同祖硕士毕业，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金钥匙奖，其硕士论文《中国封建社会》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清华大学图书馆至今存有瞿同祖1937年的亲笔赠书，上书“西南联合大学惠存，著者敬赠。”该书由陶希圣和杨开道为之做推荐序，很快成为了国内若干大学的指定参考书。罗隆基后来告诉瞿同祖，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，并说若无此书，他便无法开课了。但瞿同祖本人并不苟同，他认为20多岁写不出好书。他在燕京大学的最大收获是赵曾玖，1932年，赵曾玖从培华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国文系，同年8月，两人共结连理。

　　人物关系：

老师：吴文藻 黄华节